违宪审查制度的运作除了机构设置外，另一项必要条件就是完善程序机制，这一程序机制与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基本一样，包括违宪审查案的提起（提起人、提起条件等）、受理（受理机构、受理时限、对不受理的异议、救济等）、审理（审议方式、时限等）、作出是否违宪的裁决（裁决形式和裁决作出的方式等）以及送达、发布裁决（送达、发布的方式等）。
第一，宪法不对议会调查权作出明确的规定，而通过法院的宪法解释阐明议会调查权的合宪性，如美国。四是监督的程序不同于调查权。
摘要: 人民主权决定调查权是代表机关直接民主的体现，既是一项独立权力，亦不乏辅助属性。以美国调查实践来看，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只能交由国会决定，作为国会弹劾政要的事实依据，而法律上的定罪须交由法院进行。其三，对宪法文本文字不够重视，将自己的主观理解强加于文本所没有的意思之上。其他个人或组织不具备行使71条规定的调查权的主体资格。《瑞典王国政府组织法》第12章第6条规定，议会应当选出一名或数名督察专员，负责根据议会的指示对公务员执行法律与其它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如《西班牙宪法》第76条规定，众议院和参议院（在一定情况下两院联合）可以任命调查任何公共事务的委员会。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ve Power这一术语说明，调查权是一种宪法权力，具有独立性，而扩大调查事项的范围无助于调查权宪法地位的明确，泛化调查权的结果可能削弱其地位和能力，在理论上模糊人民代表大会其他权力的界限，实践中有可能忽略调查权特殊的程序要求，影响调查权的权能。[30]参见高全喜：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《逊位诏书》，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11年第5期。
强世功借助于国外学者巴克尔对中国的观察，希望引起国内学者对我国宪法制度模式的关注。作者借鉴制度性保障理论，并结合德国二战以后的发展，从两方面对该条款做了教义学解读：第一，从消极方面而言，立法者虽可形塑婚姻家庭制度的内容，但不可从根本上废除该项制度。第三，不应只在抽象和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宪法，亦不应把宪法看作普适价值的载体，而应从中性的立场上理解宪法，从构成和结构的意义上把握宪法的含义。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，[8]作者指出前述结构乃是中国宪法的空间结构，除此之外，八二宪法还内涵一种时间结构，也即对历史的反思与改造，从而不断走向完善的趋势。
这种隐匿的对话围绕宪法实施问题展开。前者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，后者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。
[45]参见王天华：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，《法学研究》2012年第5期。政治宪法学关注规范的创生，法教义学阐发规范的意涵，法社会学关心规范的落实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的膨胀在立法权、决定权和监督权方面均有体现。第二，从积极方面而言，立法者应该因地制宜地为婚姻家庭的保护创造有利条件。
前者仅标识特定的方法论，在理论立场上无特定主张，政治宪法学只是该方法论下的一条支脉。当前，大多数宪法学者均视国家为黑箱，只关注规范性的宪法，似乎宪法的运作无需特定的政治基础。建立宪法秩序的宗旨则是要尽量把行政专权纳入法治框架之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已经不限于两个学脉之间的交锋，而是逐渐被视作关涉宪法学学科整体的事件。
制度性保障理论成为讨论的热点。对香港问题的回应无情地考验着宪法学者的知识积淀和说理能力。
执政党对此保持完全的开放态度和勇敢的探索精神，宪法学人自当顺势而为。反思须有凭据，否则便成妄想。
对社会权的强调即为其中的一种努力。《中国法学》2012年第4期。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宪法结构还不是融贯的，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结构，相互之间既相互配合但又相互碰撞，甚至相互对峙。就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，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：第一，香港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基本法解释权上的分工。简言之，国家和集体并非具体的存在，而是抽象的实体，它们在经验世界无法直接显现，必须化约为具体的个人。这些问题虽看似偏在一隅，实则个个触及宪法学的神经。
近年来，随着比较法知识的引介，特别是德国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引入，一种分析基本权利的理论框架逐渐成型，并日益成为学者的共识。[27]作者的核心命题是，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间的冲突在所难免，为保持适应性，宪法不能僵化不变，而应适时调整。
本次评价略作调整，拟把方法论作为第一个层次，把研究对象作为第二个层次，从四个方面总结2012—2013年的研究进展： 第一，方法论争鸣。张千帆：城市化不需要征地——清除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宪法误区，《法学》2012年第6期。
若认为基本权利可以形成自足体系，则实属妄念。通过多元标准间的竞争、比对、互补和融贯，才有望取得共识。
在确立学科框架所依据的标准时，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：一种是从方法论切入。文章题目虽然冠以协商与代表，但对这两个核心概念却未作理论分析，每到关键处便一带而过。应该承认，这些研讨存在论题重复的弊病，而且有些讨论并不深入。（五）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 法教义学进路的核心特征是关注文本，注重条文适用。
在这三个面相上，虽然学者围绕具体的界限存在争议，但是均认为宪法规范的确存在此种层次的差别。作者认为，即使在倡导合宪性解释的学者群体内部，对此方法的理解也存在偏颇，尤其是未能区分前述两层内涵。
这个道理虽然明显，在当前宪法学研究中混淆此界限的情况却不在少数。三者的比重全赖于宪法对政治的规范强度。
八二宪法包含了一个三种主权代表叠合的复合架构，三者间关系仍在调整与磨合的过程中。政治宪法学不应仅仅是主题的拓展，而应对所拓展的主题提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解读。
这部分拟评价的论文既有对历史上特定时段之事件的研究，也有对概念或理论的发展史的研究。第二，促进基本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。[10] 二、法教义学进路的宪法学研究 从论文数量来看，大多数研究均采取法教义学进路。同样讨论制度性保障的论文还可参见任喜荣：‘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，《法学评论》2013年第1期。
（一）宪法教义学的初步建构 方法论的自觉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起点，以特定方法论为基础建构知识体系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。作者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，其主张宪法解释不能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，而应该在开放的体系中容纳各种价值，从而保证解释的结果有助于社会的整合。
个别文章在上文已经重点评价，此处只需提示读者注意这个学术热点，对于其中的文章则不再专门评价。在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前，基础规范无法化解其中的冲突，王旭称之为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之局限。
姚国建、王勇：论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调适，《法学评论》2013年第5期。在2012—2013年间，这18种期刊共发表宪法学论文大约230篇。
